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政治秩序上必须继续从严治党，国家秩序和政府秩序上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在推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国家秩序维度的支持。

在中国的政治秩序维度中，有一组强大的政治组织，这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最后，政府秩序维度的支持。如果说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经济需要的是高速增长，那么新时代中国经济需要的则是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法律化，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而这些举措的核心还是在于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激发。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该组织的赤贫和人权问题报告员到美国各州考察，发现平均每八个美国人就至少有一个生活贫困，而当中近半则深陷赤贫，绝大部分无法摆脱困境。

实际上，很多年来，不平等一直是西方社会讨论和争论的最热点问题。奥尔逊更观察到，一个社会战争或动乱之后，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因为战争和动乱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前面所说的美国特朗普减税方法，尽管其意图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但就解决收入差异来说，并不被看好。不仅如此，特朗普推出新的税收改革，大幅度消减企业税率。

收入分配方面何尝不是这样呢？既得利益往往就是自我服务集团。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明显地表现在英国脱欧公投上，公投产生的结果既不是反对公投的中产阶层所想看到的，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结果。

而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暴力革命用最直接的方法消灭了既得利益，实现所有人财物的重新分配，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快递业为例，阿里巴巴等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小哥的工资来获取利润的。历史提供给人们的方法，或许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但的确发生了。

尤其在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并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为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解决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方法 就革命来说，历史上出现过三种革命，对减少收入差异、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发生过重大作用。他们的政策尽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穷人受惠，但大部分利益则流向既得利益本身，从而加大收入差异。

内外部的任何因素都很容易触发革命的发生。既得利益主导下的所有改革，其核心仍然是使既得利益获益，而非普罗大众。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1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但这个考察报告则认为20%较为接近现实。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民主政治。

和西方一样，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政策恶化不平等 同样严峻的是，尽管不平等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形成的，但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缓解不平等，反而在恶化不平等。欧洲也在寻找方法，一些北欧国家在进行试点，不管人们工作与否，都能得到一份工资。但特朗普上台之后，马上中止了奥巴马的政策。以沃尔玛超市员工为例，一般工人单靠一份全职工作无法生存，除了工作还必须依赖政府发放的票证来支撑生活。如果一个社会既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又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变动便是进步的。

为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西方政府进行了自我革命，通过税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确立了福利社会。今天的美国，出生于贫困中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贫困，穷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无法吃上对发育有助益的营养食品，难以获得基本卫生保障和教育机会。

历史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会发生革命甚至动荡。就是说，有效地解决收入差异问题的往往是灾难，包括战争、革命、瘟疫和饥荒。

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二次分配政策上，既得利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贫困使得穷人越来越边缘化，他们的声音没有机会让人听到，因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尽管奥尔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问题，但他的理论对解释收入差异扩大也是有效的。贫困状态下的参与，经常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结局。如果福利社会是可以持续的，那社会也会稳定下去。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1990年代末以来，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收入差异快速扩大。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如果不能守住穷人最低生活线，那革命就会出现了。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收入差异 社会分化 。

第二，苏联和中国式的暴力革命。奥尔逊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不过，前提是大众教育，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情况往往是因为内部因素而产生革命，统治者为了转嫁内部革命而产生了国家间的战争。可以相信，如果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会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的命题。

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接受了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接受了前面两种革命的教训，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既避免了苏联、中国式的暴力革命，也避免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年来，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并且与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型。这是一种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的革命。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